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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警代表中国形象——评曾凡华的《中国刑警》_a

2020-01-22 13:20:52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作者:张友文

  2009年4月11日《光明日报》上有一篇报告文学《中国刑警》,写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富有强烈的时代感。作家曾凡华先生善于追随时代的步伐,努力发现具有普通意义的题材,揭示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品质,展现当今时代的刑警风采。通过现任北京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办的几个经典案件,深情地讴歌他的睿智通达与心细如发、思维敏捷与条理清晰。

  该作品朴质、自然,很少雕凿和矫情,而又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学性。他讲究结构的完整性和有机性,注意构思安排,并带有小说、戏剧式的情节结构。事件有头有尾,故事性强,读来顺畅轻松。在构思谋篇时,他常常巧妙地埋下伏笔,在情节发展中展示尖锐的矛盾冲突。如左芷津在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副总队期间办的一件案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痕迹大搜索”无果的情况下,案子似乎陷入了僵局,沉浸其间的读者也随同案子着起急来,“真是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没想到左芷津还能从洗澡水打开突破口,从大家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提取微量物证,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棘手的案情又出现了转机,归功于曾凡华抓住了“一刹那”。

  运用悬念设计左芷津出场,以小说笔法推进情节进展,是这篇报告文学的主要艺术手法。如开头即是:“阳光像无数面小镜子,在小楼窗外泛黄的草地上闪耀着。我看见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啄食着草籽,倏忽间又炸了群般地飞散开去…… ”“‘它们遇到黑猫警长了!左芷津走过来笑着说。’” “我抬眼望望他,表示疑惑。他笑而不语,用手指了指窗外。果然,一只大黑猫从我们视线够不着的地方窜出来,朝奔逃的麻雀们‘喵’了一声。”

  报告文学要坚持真实性,这在艺术表现上造成一定的局限和困难。但作家却着力对艺术形式进行探寻,就像刑警发掘线索一样,仍使作品放射出异彩。窃以为,曾先生努力探求就是运用小说的悬念笔法,使情节曲折,细节丰富,引人入胜。这里所说的细节是不是就是指上文提到的“一刹那”,并不重要。但是,“一刹那”还是有来源出处的,即“构思就是要抓一个什么。绘画也是这样的,绘画总是抓一个刹那,你看了这一刹那,就知道前前后后,这个人物的性格,作品的内容都出来了”。①《中国刑警》中的“难道就这样让罪犯逃之夭夭吗?左芷津心有不甘。凭着多年刑侦技术工作的经验,他推断案犯妄图隐藏的第一作案现场,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被粉饰装修一新的房间。然而案犯极力要掩盖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痕迹! ” “真可谓惊鸿一瞥,就在左芷津抬眼看窗户的一霎间,他发现一点淡淡的泛黄的油渍,就附着在那扇碎了玻璃的纱窗上…… ”就是“一刹那”的“一瞥”突出了左芷津的灵感和智慧。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说过“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作为当今刑警学界领军人物左芷津的才能与灵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刑警与作家有很多相似之点,作家能做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佳构,高明的刑警则能从他人漠视的事物中找到蛛丝马迹锁定证据,左芷津就是这样,难怪他很欣赏“细节决定成败”这一句话。作家创作与刑 警破案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作家的写作素材靠平时的搜集,一旦灵感来袭,便擦出智慧的火花,而刑警是“功自苦寒来”:“左芷津的博学,来自他的勤奋。他出自平民之家,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但他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在下乡当知青的日子里,他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没有电灯自己做个小油灯照明,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以后,他回城当了工人,又自学高等数学,在接近而立之年才考上大学,系统学习了医学知识。大学毕业当了刑警之后,他又继续考研读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法医学博士。”

  左芷津顽强拼搏、奋斗不止,是十足的“硬汉”。“硬汉”形象是美国文学界的精神标志,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渔夫桑提亚哥的代名词。桑提亚哥勇于与鲨鱼搏斗的行径不亚于人民警察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情景。此文建构中国刑警这一“硬汉”形象,对于彰显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也有一定的意义。“虽然全球化时代的地域界线已渐趋模糊,但世界文艺中必须有中国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形象。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艺形象序列表面的琳琅满目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苍白平淡。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时曾坦言,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②《中国刑警》正在向世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左芷津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此文是一篇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公安文学,道出了中国公安工作的现状。如左芷津在法国里昂工作期间,亲眼目睹了胖警察是如何处理信用卡失窃案的。尽管此案发生在国外,却间接地折射出了中国当前警察办案不如意之处。为什么作家要选择这个案例呢?如果深入分析、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其用心良苦,旨在写出左芷津的先知先觉。因为我国司法界也开始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早在2006年就第一次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此同时,中国警察还能从中学习外国警察是如何的宽容,“宽容的界限在哪,宽容到何种程度,也就是刑事政策调整到什么程度才是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中国警察学习西方,不是模仿西方,而是为了超越西方。

  “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其目的就是要积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减少社会的矛盾冲突。文学就是要对解决这一社会矛盾冲突的过程、原因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和表现,从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失窃案,通过作家的高超叙述,还可告诉警察如何化解社会冲突。由此可见,作家在选材上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真是“选材要严,开掘要深”。[NextPage]

  曾凡华写人物、写事件,往往借助于奇特的构思把人物、事件巧妙地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给人以美的享受。“好的文章要‘立片言’,用一句话作为要领,使通篇文章围着这句话而鼓动。字句尽管很多,却有条有理,毫不混乱。有了中心,它对文章就有了功绩,而累赘也就可以避免。这就是文章的‘警束’。”④此文本就是这样实践的。这篇报告文学共计四个小标题:“刑事侦查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在现代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猫”和“老鼠”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格外复杂起来”、“没有不留痕迹的现场,找不到痕迹,只能说是我们无意中将证据丢失了!”、“法国之行亲历信用卡失窃案,刑侦人员该如何处理社会矛盾?”、“赴英处理中国拾贝者遇难事件,人文情怀为中国赢分”。正是由于善于从纷繁的材料中现头绪、“立片言”,抓要领,寻觅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气质的聚光点,作家的笔下才显得主旨鲜明,形象生辉,左芷津这个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刑警才活灵活现了,对“东方学”也是一大有力的回击。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了后殖义的奠基之作《东方学》。他认为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是欧洲文化霸权的产物。“东方并不是实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他者,它是被西方话语想象性地虚构出来的谎言。”“东方形象的宝库是和神秘、愚昧、腐朽、纵欲、罪恶等本性联系在一起的。”⑤在此看来,曾凡华先生功劳大矣,因为他把妖魔化的“东方”给还原了,用事实说话,让中国刑警形象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因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正的艺术创造和艺术经典足以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及民族、语言和文化隔阂,把一个“艺术中国”的诗意形象袒露在世人面前;这样的艺术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和潜移默化的,在它面前,善良人类对我国国家形象的种种偏见、隔膜和误解之逐渐被感化、被消融、被澄清。

  曾凡华先生真诚书写的左芷津这个代表中国形象的刑警事实上已在西方占据了一席之地,现在以报告文学的艺术样式向世人宣告中国形象的真实面目,意义深远。

  此外,此文还可能让那些铤而走险者、蠢蠢欲动者放弃恶念,毕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果此如此,此作品的功能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矣。

  认为,报告文学应当是“报告第一,文学第一”,“真实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文学性绝对不可忽视,否则就是通讯与特写,而不以能称其为文学”。⑥据此,这篇报告文学的不足,在于历史深度尚嫌不够,有时因追求作品的文学性而削弱了报告性。、

  注释:

  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专集》第47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②徐放鸣 张玉勤《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文艺报,2007— —6。

  ③邓 楠《文学要积极反映矛盾和化解矛盾》,文艺报,2007—11—6。

  ④《再说散文》,《湖北文艺》1978年第1期。

  ⑤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二版,第621页。

  ⑥《新的时代与新的探索》,《报告文学创作谈》第21 页。

  作者简介:张友文,男,湖北松滋市人,1992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湖北警官学院报编辑室主任,三级警督。先后在《文艺报》《新民晚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公安研究》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文学评论近百篇。其专著《点击公安文学——21世纪公安文学解读(第一辑)》已经由珠海出版社出版,为国内第一本公安文学评论专著,受到公安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赞誉。

  (编辑: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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